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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上海的九大銀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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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銀在中國古代一直擔當著重要的貨幣流通角色,所以中國自古就喜歡白銀和黃金,舊上海是清末民初中國最大的城市,那里是中國金融和經濟的中心。銀樓業中的翹楚——大同行“九大銀樓”的產品,當可從某些方面略微見證當時的奢靡繁華。

          上海是我國早期銀樓業的發祥地,上海第一家銀樓是1644年創立于華亭(今松江區)的“日升”金鋪。到了1773年,一家名號為“楊慶和”的銀樓率先在上海城內的廟前大街(今城隍廟廟前方浜路)上開設。10年后,在城隍廟東面身后的方浜中路59號的“老慶云”銀樓也開市營業。1848年,“鳳祥裕記銀樓”在小東門方浜路上開辦,自產自銷金銀飾品!胺骄畔荚S洝痹1880年左右開設于廟前大街方浜中路人民路口。當時銀樓多集中在大東門、小東門、十六鋪、九畝地一帶,組成同行,增進業務。
                上海鳳祥、楊慶和、裘天寶、方九霞、寶成、慶云、景福、費文元、慶福星等九家設立于清代的信譽較好的銀樓,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九大銀樓,于1896年(光緒廿二年)在上海大東門花團街建造銀樓公所。
          1931年,銀樓業行會組織有了變化,根據新形勢成立了“銀樓商業同行公會”,大同行的成員有所增加(例如上海天寶銀樓后來也加入大同行),但初創的九大銀樓在其中始終扮演重要的角色。大同行的章程其中規定:凡入會銀樓可申請開設一牌三家同名銀樓,各牌號之間可以各自獨立經營,互不干涉;大同行內各銀樓可互換焊金(但與外埠同牌號無關)。這樣一來大同行銀樓的聲譽大大提高,形成了市場壟斷地位,促使一些新開銀樓和小銀樓不得不采取對策,在清末民初先后成立了新同行(凝仁組)和小同行(仁義組),上海銀樓行業出現的興旺的競爭格局。
          鳳祥
          上海老鳳祥是有著百年歷史的老字號銀樓,它的前身“鳳祥裕記銀樓”,于1848年(清道光廿八年)創建于上海大東門(今黃浦區方浜路)。于1886年(清光緒十二年)遷至大馬路拋球場望平街(今南京東路山東路口),更號為“鳳祥怡記”。此后曾相繼更號為“植記”和“慶記”,于1908年(光緒卅四年)遷址南京路盆湯街(今南京東路432號),重新恢復“鳳祥裕記”字號。這一舊址延續至今。
          1931年上海灘大亨杜月笙的家族祠堂落成典禮時,特意向老鳳祥定制了中型水缸尺寸的銀鼎禮器,如此破紀錄的大型的銀器,當時上海其他銀樓都望而卻步,唯獨老鳳祥接下了這筆生意,成為當時上海銀樓行業的一個創舉,令同業望塵莫及,由此老鳳祥銀樓在聲勢上超越了楊慶和,裘天寶等其他著名的老店,成為上海灘最負盛名的頂級銀樓。
          到1949前為止,鳳祥銀樓共在上海設立了三家分號:
          老鳳祥:開設于南京路,字號“裕記”。
          南鳳祥:1898年(光緒廿四年)開設于大東門的“老鳳祥銀樓”原址,字號初為“恒記”后易為“和記”。
          [轉載]中國古代銀器出品地--上海九大銀樓
          新鳳祥:1911年開設于南京路香粉弄口(今南京東路浙江中路附近),字號“德記”。
          1945年以后,銀樓業動蕩不定,特別是1947年國民黨政府宣布實施經濟緊急措施,市場開始蕭條,中央銀行既不配售黃金,又加以硬性限價,造成黑市沸騰,大批銀樓,其中包括鳳祥銀樓“和記”與“德記”先后關門歇業。到了1949年6月左右,老鳳祥銀樓“裕記”也停業了。1951年,國家出資十五萬折實單位購買了南京東路432號原“老鳳祥銀樓”整幢大樓的固定資產,1952年1月正式轉為'國營上海金銀飾品店',并于1952年6月正式對外營業,同年12月在靜安寺(萬航渡路2號)設立支店。歷經文革動亂,改革開放后,金銀業重振旗鼓。1985年1月,“老鳳祥銀樓”終于在原址舊店新開,設計并采用了“鳳祥”牌商標。
          楊慶和
          1773年(清乾隆卅八年),上?h城內的第一家銀樓“楊慶和”銀樓在上?h城(今黃浦區)的廟前大街上開設。此后的“楊慶和”銀樓幾經沉浮,1906年,“楊慶和久記”銀樓搬遷到南京路五福弄口,到民國30年代已經發展成為擁有“久記”、“發記”和“福記”三家字號的大同行之一。
          其中南京路上的“楊慶和久記”是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大,信譽也最好的百年老店。這家銀樓自清末以來,位居上海灘“第一大銀樓”,而且該店的金銀首飾一直是上海貴婦的首選。因為上海百姓都知道,這家銀樓的真正老板,是財雄勢大的曾任上海道的邵友濂。但是在1935年冬,邵府二公子邵恒,揮霍無度,最終導致銀樓資金捉襟見肘,不得不宣布倒閉。后來“楊慶和小開”的故事就在市民中傳開了,“楊慶和小開”一詞,也作為上海人口語中“敗家闊少”的代名詞,載入上海方言語庫了。
          “楊慶和久記”倒閉后,“楊慶和發記”繼續在南京路營業,店址位于南京路棋盤街石潭弄口北面,1946年該店卷入民國末期著名的“黃金風潮案”,并最終導致行政院院長宋子文和中央銀行總裁貝祖詒下臺并最終遠走美國。解放后“楊慶和”被公私合營后停業。
          現存世實物常見的款識為:“楊慶和久記”、“楊慶和發記”、“楊慶和福記”,其中“發記”最為多見,“福記”較罕見。
          裘天寶
          最早的“裘天寶”銀樓——“裘天寶德記”于清代嘉慶年間(1796-1821)創立于上海老城廂,位置就在今天上海黃浦區方浜中路、中華路轉彎角上,歷史非常悠久。
          1901年(清光緒廿七年)蘇州人裘世德在山東路上于開設了近代最為大名鼎鼎的“裘天寶禮記銀樓”。裘氏就是京劇表演藝術家、“麒派”創始人周信芳的岳父,他的女兒裘美玲當年毅然嫁給當時已生有四男一女的有婦之夫周信芳,成為當時上海灘的一樁新聞。1919年“裘天寶禮記”遷至南京路營業,位置就在百年老店“冠生園”對面的鋼筋水泥房子。與此同時,老城廂的“裘天寶德記”也早就遷移到南京路592號浙江中路附近的“新鳳祥銀樓”隔壁營業,舊址就是現在的中絲伊都錦商廈。另外在老城廂的小東門又新開一家“裘天寶”銀樓。解放后不久南京路的兩家“裘天寶”就分別關門歇業了。
          從現在留存裘天寶器物的款識來分析,僅有“裘天寶”三字款一種,但是文字字體有2種,一種字體清秀瘦長,一種字體比較寬肥。
          方九霞
          “方九霞銀樓”是鴉片戰爭后,上海開埠,經濟日益發達以后浙江銀樓資本北上投資設立的,在1880年左右由浙江寧波鎮海方氏家族開設于上海老城廂廟前大街(今黃浦區方浜中路人民路口),字號為“方九霞裕記”,方家在寧波還同時經營著方九霞分店以及方聚元、鳳寶等銀樓。
          1910年前后,“方九霞”銀樓搬遷到南京路拋球場,被市民稱為老方九霞銀樓,字號初為“成記”,后改為“永記”。不久后在南京路紅廟(今南京東路福建中路口)又開設“方九霞新記”銀樓?箲鸾Y束后“方九霞新記”易名為“方九霞昌記”在南京路云南中路口重新開張,建起了四層的樓房,成為當時南京路上鋪面做得最大的銀樓。1946年“方九霞昌記”和“楊慶和發記”曾經一同卷入“黃金風潮案”。解放后不久方九霞銀樓轉為迪沙多寄售商行。
          現存世實物常見的款識為:“方九霞永記”、“方九霞新記”、“方九霞昌記”。
          寶成銀樓
          寶成銀樓的字號最早于清代開設于上海老城廂,先后有大東門的“寶成”,小東門的“寶成新記”,此外在老西門還有“鳳記寶成”銀樓,規模較小。民國以后在南京路510號(今美特斯邦威服裝城)新開“寶成裕記”,在法租界法大馬路(今金陵路)有“寶成公記”銀樓,“公記”特別擅長制作各種類型的大小器物。
          其中南京路上的“寶成裕記”銀樓規模最大。1925年著名的“五卅慘案”烈士犧牲地就在寶成裕記銀樓門口。1932年9月30日,南京路“寶成裕記”銀樓二樓作場不慎失火將大樓全部燒毀,波及商店2家,現在我們看到的建筑是火災后重建的?箲鸾Y束后,“寶成新記”銀樓搬到南京路靠近山西路口的南面新開,直至解放。
          現存世實物常見的款識為:“寶成裕記”、“寶成公記”、“寶成新記”,此外還偶見僅“寶成”兩字款的和“寶成德記”的款識。

          慶云
          1783年(清乾隆四十八年),在上海老城廂“楊慶和銀樓”東首,方浜中路59號的位置“慶云”銀樓開市營業。此后的嘉慶年間(1796-1821)又有“慶云生記”銀樓在老城廂設立。1842年鴉片戰爭后,上海開埠后商業迅速發展,江浙銀樓業主移資上海,又有“慶云仁記”銀樓開業。
          1878年,“慶云”銀樓首開風氣,搬遷到南京路拋球場開業,生意大好,引來老城廂的老牌銀樓紛紛北移,在南京路開設分店或者搬遷到南京路,“慶云”銀樓民國后再次搬遷到南京路廣西路口營業,直至解放后歇業。
          從現在留存的各種慶云的款識來分析,主要有“慶云”和“老慶云”兩種,未見其他字號的款識。
          景福
          “景!便y樓最早開設于清代嘉慶年間(1796-1821)的上海老城廂方浜路上,字號名為“景福元記”,與道光八年創建于蘇州“恒孚”銀樓上海分店比鄰開設,并且一直在原地經營。
          “景!便y樓雖然位列大同行九大銀樓之一,分店分號卻很少,正是因為專心一致地精心經營,所以景福留存至今的銀飾大多是工藝、成色、分量俱佳之作,存世比較罕見。
          據說1949年后,“景!钡睦习鍘еY本遠走香港,從此景福金店在香港又再次開張,并且發展壯大起來,70年代,享譽東南亞的“景福金”就是景福金店首創推出的兼具收藏欣賞保值增值功能的實物工藝金條。在東南亞經濟起飛的年代,廣受歡迎,從此“景!币裁暣笳,后來還成功在香港證交所上市,成為令人矚目的上市公司。
          現存世實物的款識筆者僅見“景!币环N。
          費文元
          “ 費文元裕記”銀樓亦是嘉慶年間(1796-1821)首先設立于上海老城廂。
          民國前后搬遷到南京路山西路口營業,舊址就是現在的南京東路上海書城斜對面,抗戰后期因經營困難而歇業!百M文元”銀樓的分號分店,筆者尚未發現有關資料,留存銀器銀飾實物比較罕見,是珍稀程度和收藏難度僅次于“慶福星”的銀樓之一。但是“費文元”的金銀工藝水平相當高,特別擅長金鉆翠等高檔首飾的制作,這在當年的舊上海聞名遐邇。
          現存世實物的款識筆者僅見“費文元裕記”一種。
          慶福星
          “慶福星”銀樓創設于清代道光(1822-1846)年間,最早的字號名為“慶福星恒記”銀樓,歷史悠久。
          民國后遷往南京東路石潭弄口南面營業,與“楊慶和”銀樓對街相望。解放后南京路“慶福星”銀樓轉為“慶福星舊貨商店”。是當時上海規模最大的寄售高級物品如鋼琴、小提琴等樂器和工藝品的舊貨商行之一。
          不知是何原因,作為“九大銀樓”之一的“慶福星”銀樓按說當時規模也不小,并且是有著兩三家分店,根據藏品款式我們可以知道至少是有兩家店的,但相關歷史資料也相當匱乏,留存到現在的金銀飾品器物極為罕見,是九大銀樓中最難收集的品種,這個現象的原因有待進一步考證。
          現存世實物的款識有“慶福星恒記”和“慶福星天記”兩種
          “慶福星恒記”款鏤空“雙福捧壽紋”純銀帳鉤一對
          帳鉤主體是鏤空的蝙蝠圍繞一朵團菊,蝙蝠象征有福,菊花寓意長壽,點出“雙福捧壽”的主題,鉤頭的牡丹花象征富貴,這對帳鉤應當是當年的官宦富商家庭訂制的精品。
          據統計,1947年,南京路上聚集了家銀樓金店,其中九大銀樓除了“景!币酝舛荚谀暇┞烽_設,“鳳祥”、“裘天寶”和“方九霞”各有兩家設立在南京路上。
          當然,九大銀樓由于名號極響,當時幾乎全國各大城市都有分號,據濟南文史記載民國大盜燕子李三當年專搶實力雄厚的大銀樓,抓捕后審訊時,其交代曾搶劫過“濟南老鳳祥”金店,“徐州方九霞”、“老慶云”銀樓等,竊得黃金三十五兩八錢八分,可見九大銀樓分布之廣、名頭之響。
          九大銀樓還隨著社會風氣的變換不斷引領著潮流。清晚期,九大銀樓的業務以制造鎖、鐲、簪、戒指、壓發等婦女用金銀飾品為主;民國初期,因人們競尚歐化,于是以九大銀樓為首的上海銀樓業逐漸制造金銀器皿等日用品;抗戰后,購藏黃金者眾多,銀樓的黃金業務倍盛于昔。
          清末上海九大銀樓設立的“大同行”是上海最早的銀樓同業組織,主宰了當時上海以及附近的江浙兩省銀樓業的發展,影響力還觸及內陸諸省。九大銀樓大大提升了銀樓行業的地位和聲譽,并促進了金銀工藝技術水平的提高。此外,大同行內部金銀通兌的措施促進了區域內的貴金屬的融通交易和定價機制的完善,也為上海成為當時的中國乃至亞洲黃金交易和金融中心奠定了基礎。

          清代銀樓主要經銷婦女使用的金銀飾品。自租界開辟后,上海商業中心逐漸北移。銀樓業也開始向北分設支店,或徑自遷入租界內營業,但為數不多,個別銀樓還接受外國洋行拆放款。不過銀樓因經營規模小,資本有限,主要對象還是中國人,所以一般也不敢多借。
                 1851年太平天國起義后,特別是太平軍定都南京后,蘇浙大部分地區逐漸卷入戰爭。1860年清軍江南大營兵潰,蘇州、杭州等江南富庶地區相繼被太平軍占領,上海因中外聯防,尚在清朝手中。許多地主、紳商乃至普通民眾挾資避難上海,上海人口激增,一時多達60~70萬人。人們往往購買金銀飾品隨身攜帶,以備不時之需,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銀樓業的發展。
          九大銀樓組建
          同義組銀樓公所
                 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后,上海道奉命向各業商借軍餉,銀樓業籌借規銀萬兩,款已交而和議成,仍由道署將借款撥還銀樓。經銀樓同業議決,即以此款用于大東門外花園街購地建筑銀樓公所,公所于1896年落成。堂名“同義”,是為上海銀樓業銀樓公所之始,為當時上海唯一之銀樓團體。從此,上海灘銀樓業的服務就有了規章。所謂同義組(又被稱為大同行),乃是當時上!傍P祥”、“楊慶和”、“裘天寶”、“方九霞”、“寶成”、“慶云”、“景!、“費文元”、“慶福星”等九家設立于清代的信譽較好的銀樓為了建立及規范上海灘銀樓業行業信譽,起到同業聯絡和協調作用而創辦。同義組的組建大大提高了同義組銀樓的聲譽,并促進了金銀工藝技術水平的提高,與此同時,同義組內部金銀通兌的措施促進了區域內的貴金屬的融通交易和定價機制的完善,也為上海成為當時的中國乃至亞洲黃金交易和金融中心奠定了基礎。
                 1900年義和團運動后,上海成為“東南都會”,規模較小的銀樓也逐漸開始設立。清末,上海開展城鄉自治,商會的設立使上海百業發展走上了一條新軌道。上海銀樓業得到突飛猛進的發展,而蘇州、揚州及南京一帶的銀樓業卻日漸式微。于是,這些地方的銀樓業主就將這一行的中心轉移到了新上海城。隨著大馬路(南京路)的開辟和繁榮,銀樓業也紛紛入駐!傍P祥”、“裘天寶”、“楊慶和”、“恒孚”、“費文元”、“寶成”、“方九霞”等銀樓林立于南京路上。民國“改元”后,民族工商業進一步發展,這種發展勢頭一直持續到20世紀20~30年代。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因外匯低落,金價大跌,在金賤銀貴的情況下,上海銀樓業得以蓬勃發展。此時的銀樓設立如雨后春筍一般,極盛時有400多家。
                 到了1930年代,銀樓業婦女金銀飾品的銷售開始走下坡路。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后,推行新生活運動,女子盛行著便裝,穿旗袍,剪短發。女子短發既衛生又時髦,毋需在身上披金戴銀,造成銀樓制品滯銷。除了少數農村女子結婚仍行舊規矩外,一般婦女均不需使用金銀飾品。于是以九大銀樓為首的上海銀樓業逐漸轉向制造金銀器皿等日用品。
          同義組改為
          銀樓業同業公會
                 1930年,上海特別市曾頒布同業公會法,要求全市所有銀樓組織歸并為一個,統一到銀樓同業公會,同義組(大同行)奉令改為上海市銀樓業同業公會,同義組的成員有所增加(如上海天寶銀樓后來也加入),但初創的九大銀樓在其中始終扮演重要的角色。同義組之外的各銀樓,包括凝仁組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無組織的銀樓,因不愿受“會章制約”都拒絕加入。此時尚不能強迫入會,故仍聽之任之,隨其自然。不過仔細推敲,這些銀樓之所以不愿加入,“會章制約”固然是一個原因,還與資本保密、客貨來路以及銀樓私人家族性質等因素有關。銀樓多系私人、家族經營,它的保守性決定它不愿接受外來的干擾。
                 1935年12月,國民政府頒布白銀國有政策,禁止銀樓業以紋銀制造飾品,銀樓業遭受沉重打擊。原先許多單個經營的銀樓乃至金號都無力也無法抗拒這種打擊,為謀生存自救,自然而然地感到有組織行動的必要,于是上海銀樓聯合的時機客觀上已經具備。針對政府的白銀國有政策,上海乃至全國銀樓業因業務關系,不期而集合上海,商討救策,隨后組織全國請愿團晉京請愿。通過多方奔走,南京國民政府終于收回成命,并令銀樓業如需白銀得向各地中央銀行申請,由中央銀行無限制供給。經此一舉,上海未加入銀樓業同業公會的各銀樓深感有加入公會的必要,“與己利害攸關,非精誠團結不可”。正好此時,1936年9月,南京國民政府頒布《工商同業公會法》。根據該法第六條規定,“公會有強制入會之權。凡在本區域內經營某一種行業的公司行號,均得為該公司行號會員!鄙虾J秀y樓業公會同義組再次邀請凝仁組、仁義組及其他所有銀樓加入同業公會。此時這些銀樓不再拒絕,但隨后因“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又被延擱下來!鞍恕ひ蝗笨箲鹌陂g,銀樓同業公會曾假座老鳳祥銀樓召開會議,討論認購救國公債事宜,決議各銀樓各店認購百分之五,每銀樓認購50元。1938年上海淪陷后,日偽上海經濟局為了控制上海銀樓業,要求各銀樓必須加入公會,結果全上海的銀樓實現了統一,全部加入銀樓業同業公會,銀樓業表面上統一了,但內部仍分同義、凝仁、仁義三組,業務活動仍各自為政。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黃金抵御戰爭風險的特性充分體現,購藏黃金者眾多,銀樓的黃金業務倍盛于昔。上海淪陷后,銀樓業金銀貨料主要來自偽儲備銀行。1941年底,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后,為了獲取物資,將大量黃金運到上海,委托三菱、三井、正金三家銀行以及日福洋行拋售,在日軍指揮下,設立了幾家黃金黑市,這種情形使上海銀樓業(包括金業)得以維持。到日本投降前夕,銀樓業營業達到“黃金”時期,有“上海銀樓之冠”美譽的裘天寶銀樓最多一天出售黃金達3000兩,而老鳳祥最多一天也曾日售出黃金1000兩。但銀樓業營業好景不長,租界當局唯恐得罪日偽,對界內銀樓飾品銷售實行限價,違者逐出界外。1944年后,隨著日軍在戰場上開始走向失敗,日偽當局加緊對控制區內的瘋狂掠奪。從1943年起,日偽當局就借口金銀飾品為“奢侈品”,對上海銀樓強征30%的特別稅;此后,又借口“開展獻機運動”,向上海銀樓勒索攤派。日偽的搜刮,加上物價上漲,銀樓業經營日益艱難。1945年8月,日本戰敗投降。國民黨政府在接收日偽“敵產”的名義下,對上海各業進行掠奪。飽受日偽摧殘的上海銀樓業雪上加霜,再遭打擊。
          銀樓業商業同業公會成立
                 1946年2月,南京國民政府為了準備發動內戰,頒布了“緊急經濟措施方案”,實行黃金國有,禁止黃金、外幣自由買賣,規定所有銀樓(以及金店飾品店)在“方案”公布后3個月內將所有已制成的金銀飾品列表呈報當地主管機構登記后一律售出,其售出金飾品價格不得超過中央銀行掛牌金價的20%,如果這些金飾品在3個月內未能售出,則按《取締黃金投機買賣法》,轉向中央銀行兌換國幣;銀樓業受顧客之托,將原金改為首飾,每件重量不得超過市秤1兩,并出具顧客委托書,按日編號,以便查考。自“緊急經濟措施方案”公布,全上海乃至全國銀樓全部停業。為謀生存,上海銀樓業在河南路新泰大樓銀樓業同業公會內成立了“救業圖存會”,推派費伯逵、姚聯芳、姚桂卿、陳德彰、張靜樂、裘云良、余永綏、陳子卿等為主席團,同時設立銀樓業臨時聯合辦事處,邀請全國派代表來滬齊赴南京請愿。經多方奔走,國民政府政策有所松動,1個月后,方始復業。當時規定銀樓業除不可收兌金條外,可以收兌金飾,其收進價不得超過中央銀行掛牌金價,但由于黑市黃金的價格超過中央銀行掛牌價格,結果金子只能賣出,銀樓根本收不到金飾,因此所謂開業,實際無異歇業。不少銀樓如18家大同行中的楊慶和發記、裘天寶因業大攤子大,在這種情況下,無法維持龐大的開支,被迫作局部的停業。
                 1947年6月,上海市銀樓業商業同業公會在市商會禮堂成立。吳彭年當選理事長。1947年,國民政府財政部制訂銀樓業收兌及制造金飾管理辦法后,銀樓業經營慘淡。1948年,國民政府實行“幣制改革”,再次廢止黃金買賣。銀樓所有金條,均需遵令上繳國家銀行,違者以黑市買賣按律論處。上海乃至全國的銀樓業再次遭到空前的打擊,被迫停業。在此期間,上海銀樓皆不愿將持有黃金前往兌換,或秘密收買熔成飾物,或私藏金塊以圖自存。國民政府經濟警察與上海金管局150人多次按址突擊搜查20家銀樓,先后在15家查出金條2000余兩,八仙橋老慶云銀樓主王啟堂被拘押,帶局偵訊,后交保釋放,在當時轟動一時。
                 解放后,人民政府加強了對金銀的控制,頒布了金銀管理暫行辦法,規定銀樓業只準按規定價格出售,不得再行收進。各銀樓存貨均已先后售完,遂整體性收盤歇業。
          當年九大銀樓制造的金銀首飾和各式器物,經過幾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歲月的洗禮,現在已經越來越罕見,其收藏價值和歷史價值也越來越被眾多藏家所重視。近年來,金銀古玩收藏品的市場行情出現了恢復性上漲,其中九大銀樓制造的藏品成為眾多藏家關注和專攻的門類,預計未來還將有令人刮目的表現。特別是其中的一些大名頭的款號(比如“鳳祥”、“楊慶和”、“裘天寶”等)、較罕見的款號(比如“慶福星”、“費文元”等)、和器型特殊罕見的大型物件很可能將會在不久的將來登上拍賣舞臺,成為拍場上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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