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9日，由國家文物局主辦、中國考古學會協辦、中國文物報社承辦的“2010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經過一天半緊張的現場演示和評委評議投票，評選結果揭曉。當天下午國家文物局在京召開新聞發布會，公布了評選結果。2010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1、河南新鄭望京樓夏商時期城址
發掘單位：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發掘領隊：顧萬發
簡介：
經鉆探、發掘，在望京樓遺址發現了二里頭文化、二里崗文化兩座早期城址以及兩城址外廓城的線索，遺址總面積為168萬平方米。其中二里頭文化城址目前已發現東城墻、東南角、東北角及其護城河；二里崗文化城址城內面積約37萬平方米，發掘出城門、道路、大型夯土建筑、房基、墓葬等遺跡。二里頭文化城址位于二里崗文化城址外側，其城墻毀棄于二里崗文化城址始建之時。這兩座城址面積之大，在同期聚落中極為罕見，且二城位于同一地點，為國_內首見。對于探討二里頭文化晚期與二里崗文化早期兩種文化更替、分界及早期中國城池建制、布局問題都具有重要意義。
專家點評：
難得一見夏商雙城
望京樓遺址的許多發現不可多得，有些甚至填補了空白，為夏商文化研究提供了寶貴資料。
該遺址第一次發現了二里頭文化時期與二里崗文化時期城址同見于一地的現象。作為黃河流域發現的第四座二里頭時期城址，望京樓遺址的面積僅次予大師姑，城址。城址外圍被河流與壕溝環繞，形成一周防御屏障。這種人工壕溝與自然河流相結合的防御形式，在中原地區夏商周三代亦為首次發現。
二里崗時期的城址發掘出“凹”字形城門一處，目前僅在偃師商城發現過，其用于加固主墻的“護墻墩”，構筑特別，亦是前所未見。
城內發現多條大路，其中一條屬二里崗文化時期，其上發現有同時期雙輪車車轍，這在商代也是極為少見的。
2、山東濟南大辛莊商代遺址
發掘單位：山東大學考古系、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濟南市考古研究所
發掘領隊：方輝
簡介：
大辛莊遺址2010年再次進行了大規模發掘，共揭露商代房址、墓葬、灰坑、灰溝、窯址、灶、水井等遺跡。其中發掘區蝎子溝以西主要為生活區，出土了豐富的日常生活遺物；蝎子海以東揭露了一處高規格商代貴族墓地，并發現一處回廊式夯土建筑基址。貴族墓出土的青銅器如大銅鼎、大銅鉞、銅觶等顯示了極高的工藝水平，銅爵上的銘文“索刂”性質應為族徽。
商代貴族墓葬和大型建筑基址的發現，充分顯示了大辛莊遺址在商王朝對東土的經略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皫в小八髫帧弊帚懳牡那嚆~器在地處魯北的大辛莊遺址發現，對于研究商代末年征夷方戰爭的地點及路線，提供了新的實物及文字資料。
專家點評：
商王朝東漸的重要橋頭堡
大辛莊的文字和銅、玉禮器等高等級的遺存所顯現出的濃厚的商文化氣息，與陶器等日常用器上洋溢著的土著風格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而在有些器物上，卻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大大激發起了人們的好奇心：商人對東方的經略，究竟采取的是什么模式?與取代它的周人經略齊、魯時有何異同?甚而，重鎮大辛莊及其周圍，究竟哪些遺存屬于“夷化”了的商人，哪些又屬于高度“商化”了的夷人?外來者與土著如何相處?
這些問題，都有待回答。就太辛莊而言，新的發現讓考古人勾畫商人東漸歷史圖景的底氣更足了；通高50多厘米的大銅鼎、高近30厘米的大銅鉞，使得不少學者推測其墓主人應當就是或至少是接近東征最高軍事指揮官了；加上帶有回廊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以及銅器銘文上所展現的更為豐富的歷史地理信息，讓人有理由相信大辛莊應當就是商王朝經略東方的統治中心。
3、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
發掘單位：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臨汾市文物局、翼城縣文物旅游局
發掘領隊：謝堯亭
簡介：
大河口墓地因被盜而發現。經鉆探墓地分布面積4萬余平方米，埋藏西周墓葬約1500余座。迄今已兩次進行了大規模搶救性發掘面積達15000余平方米，發掘西周時期豎穴土坑墓585座、車馬坑24座。大型墓隨葬青銅器較多，部分青銅器如鼎式簋、三足盂、鳥形盉、青銅燈等器形非常罕見；在數十件青銅器上鑄有銘文，最長的銘文110余字；在多數銘文中提到“霸伯”“霸中”，還提到“芮公”“井叔”“倗伯”“格伯”等等，為研究西周時期周王室與諸侯國之間的關系提供了重要資料�！鞍浴迸c“格”為同字異構，這為不見于文獻記載的霸和格國族的傳世器物找到了歸屬地。墓葬時代橫貫西周，晚期進入春秋初年。其人群應為媿性狄人系統的一支，是被中原商周文化同化的狄人人群。
考古點評：
揭示不見文獻記載的霸國
大河口墓地的發現，是繼曲村墓地、橫水墓地之后，西周考古學史上又一次重大發現。
在西周至春秋早期墓地中，大河口墓地規模之大、保存之好、時間之長、規格之高在全國罕見。由于保存完好，可以為周代埋埋葬制度的研究提供多方面份額信息和重要材料，而其豐富的隨葬品為探討周代墓葬器用制度提供了難得的資料。大河口墓地出土青銅器甚多，銅器銘文顯示，這是一處名為“霸伯”的宗族墓地。關于“霸伯”，史料沒有記載，這一發現可補史缺。
此外，大河口墓地有諸多特殊現象值得關注，如墓口四角有斜洞、多見腰坑與殉狗等，與近年發掘之絳縣橫水西周墓葬相同而與天馬—曲村西周墓葬有別。三處墓地風別屬“霸伯”、“倗伯”和包括晉侯在內的晉國宗族墓地，彼此相鄰，對探討周代分封與族群關系至為重要。
4、江蘇蘇州木瀆古城遺址
發掘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蘇州市考古研究所
發掘領隊：徐良高
簡介：
大規�？脊耪{查和發掘表明，木瀆古城址呈不規則狀，城墻大致沿盆地邊緣分布。其中，南北兩道城墻之間相距約6728米，城墻外側均有護城河等水面遺存，古河道穿過城墻上的水門連通城內外。城內有小城1座，城內尚存的235處土墩包含有東周時期大型建筑基址。結合城址周邊分布的大量兩周時期聚落、墓葬、嚴山玉器窖藏等遺存�？梢猿醪秸J定木瀆古城是一座春秋晚期具有都邑性質的城址，規模大，等級高。
木瀆古城的發現解開了蘇州一帶東周時期大量不同等級墓葬、遺址和高等級玉器窖藏所構成的聚落群的核心遺址在哪里的謎題，為春秋時期吳國都城的探索提供了至關重要的考古學證據。
專家點評：
尋找吳國都城的重要線索
吳越歷史舞臺的中心在哪里，多年以來一直是學者與公眾共同關注的焦點。盡管古籍文獻對此有所記載，但是多語焉不詳，有的雖言之鑿鑿卻只是演義。建于春秋晚期的木瀆城址的確認，為蘇州周邊的真山等地的大型墓葬、嚴山玉石禮器窖藏、何山吳國青銅器等一系列發現找到了歸宿�？脊艑W家以鉆探、發掘等方式，發現了木瀆城址的城墻、城壕、石板道和水路等，一座大型城址已經顯露。城址之外的更大范圍內分布眾多不同規模的聚落、各等級的墓葬，構成以都邑為中心的聚落群體。木瀆春秋古城的發現是吳文化研究的重大突破，為吳文化課題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具有極其重要的學術意義。以城址為中心的聚落群在寸土寸金的蘇南地區必將被完整保存，通過考古學家的田野工作，公眾將會從考古遺存中探尋更加形象生動的吳越歷史。 (宋建點評)
5、陜西西安鳳棲原西漢家族墓地
發掘單位：陜西省考古研究院
發掘領隊：張仲立
簡介：
墓地位于西安南郊鳳棲原上，面積約6萬平方米。核心墓園由大墓M8及其6座甲士俑從葬坑、中型墓M25、祠堂、道路、排水道以及4條兆溝等構成。墓園周圍向心狀袱葬后世子孫墓，時代從西漢中晚期至王莽時期。墓園要素齊全，布局清楚，從葬典型而豐富，影視所見要素最為完整的西漢列侯家族墓地。
發掘揭示出大墓構筑填埋中的復雜工序，是古代喪葬禮儀和埋葬制度的全新資料和重要物證。甲士俑從葬坑軍事內容豐富，完備的指揮系統和幾十枚不同職級印章，為古代軍事制度研究提供了極其珍貴的資料。金銀、鎏金、錯金銀、青銅等各類文物3000余件，許多文物具有標準器意義。
專家點評：
西漢列侯墓地的絕好標本
秦漢時期，特別是漢武帝以后。中國古代社會面貌發生了深刻變化，從考古學文化觀察，即由此前的“周制”轉變為“漢制”，而“漢制”的一個重要特點便是家庭、家族墓地的興起。有關漢代家族墓地的考古發現盡管已經比較多見，但大多數由于被盜嚴重或是發掘不完全、墓主身份難以確定、墓葬等級較低等原因，致使我們對漢代家族墓地的認識還十分有限，而陜西西安鳳棲原西漢家族墓地的全面揭露，終于使我們看到一個等級較高、墓主可考、規劃有序、時代延續較長的西漢家族墓地，從而為研究漢文化乃至漢代社會結構提供了極為難得的資料。
6、新疆鄯善吐峪溝石窟群和佛寺遺址
發掘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吐魯番研究院、龜茲石窟研究院
發掘領隊：李裕群
簡介：
吐峪溝石窟是絲綢之路上一處重要的佛教石窟。據發掘與調查，吐峪溝兩側山坡上分布著許多地面佛寺遺址，是集洞窟與地面寺院于一體的大型石窟寺院遺址群。
新發現兩座繪有壁畫的早期中心柱窟(約5世紀前后)、附漢文榜題的早期壁畫和一處僧房窟后壁滿壁墨書的回鶻文，還發現了由溝底通向溝東、溝西北部兩區石窟的道路系統，以及多處洞窟改建、維修、封閉等跡象。這對解決石窟開創和使用年代具有重要意義。
新發現的壁畫題材新穎，前所未見。出土的近萬件多種語言文書殘片（包括佛教寫經、世俗文書等)，還有絹畫、木器、雕塑等，對于重新認識土魯番的歷史文化及各民族、各宗教和諧共存的社會背景，具有重要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
專家點評：
影響吐魯番歷史的佛教遺址
新疆吐峪溝石窟既是吐魯番地區開鑿年代最早、規模最大的佛教石窟群，也是古代絲綢之路沿線一處重要的佛教地點，更是聯系南疆地區與內地佛教遺跡的重要紐帶。不過，吐峪溝石窟保存狀況不好，窟前建筑早成殘垣斷壁，窟體大多坍塌或為沙土掩埋，洞窟外觀及內涵大多不清。
吐峪溝石窟寺遺址的考古發掘揭露出十分豐富的寺院遺跡，出土遺物的種類及數量龐大，是中國佛教考古的一次重大發現。這些發現既對深入探討吐峪溝石窟的創建年代、原始外觀、洞窟組合、題材布局、造像特征及塑繪技法等有重要的學術價值，也為進一步研究古代佛教藝術從南向北、自西而東的傳播，尤其是高昌石窟寺與龜茲石窟寺和內地石窟寺之關系等，提供了重要的物化資料；此外，它們對重新認識吐魯番地區的歷史、文化以及各民族、各宗教和諧共存的社會背景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價值和重大的現實意義。
7、陜西藍田北宋呂氏家族墓園
發掘單位：陜西省考古研究院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
發掘領隊：張蘊
簡介：
北宋呂氏家族墓園位于陜西省藍田縣五里頭村，系北宋文壇名士及金石學家呂大臨與其兄弟大忠、大防、大鈞等家族成員墓瑩，也是迄今已發掘的最完整的古代家族墓園。
墓園由墓園北溝、墓葬群、家廟遺址、神道組成，29座墓葬在墓園北部，以墓園中軸線為準，縱向排列關系，為“長子長孫”系列，同輩人的橫向排列關系仍以中軸線上長房為中心，突出體現年長者尚左的觀念意識。家廟置于墓園南部入口內，神道位居墓園中軸線上，全長500米，將墓葬群與家廟連為一體。600余件(組)隨葬品，均為墓主生前用具或物品，反映了北宋士大夫階層的精致富足而不奢華的日常生活。其中瓷器較多，以耀州窯瓷為主，兼有定窯、建窯、景德鎮湖田窯產品；極具地域特點的驪山石制品中，豹斑石平底缽為呂氏收藏之唐代古物。出土磚、石墓志銘二十四方、合，可了解北宋藍田呂氏之起源及家族延續脈絡。
專家點評：
一個北宋士家的喪葬規劃
經過4年的持續發掘，陜西藍田五里頭北宋呂氏家族墓地不僅清理了4代人的29座墓葬，而且發掘了具有享殿功能和墳寺功能的家廟和神道、兆溝，揭示出一個墓地的完整布局和結構，為北宋士大夫家族墓地的布局、風水堪輿和喪葬觀念等許多問題的深入研究提資料。
呂氏家族墓地的布局與宋代流行的五音墓地有較大差別。從司馬光《書儀》、程頤《葬論》等文獻記載看，當時的文人士大夫對舉世若狂的風水堪輿觀念是持批評態度的。呂氏家族墓地的布局和采用土洞墓室的做法似與文獻記載相合，并與文獻記載的司馬光墓相似。呂氏家族墓地的發掘從多個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收獲，出土了豐富的隨葬品，這些隨葬品的種類和出土位置與墓葬結構所表現的藏尸觀念等，都將極大地促進對宋代喪葬習俗的研究。
8、湖南永順老司城遺址
發掘單位：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發掘領隊：柴煥波
簡介：
永順老司城是歷史上永順宣慰司數百年的司治所在，也是湘鄂渝黔土家族地區規模最大、保存最好的土司城址。
考古工作集中在城址本體、土司墓葬群的發掘和周邊遺址的調查，弄清了宮殿區、衙署區、街道區、宗教區、墓葬區、苑墅區的分布情況。宮殿區在城區北部，周長436米，總面積14000平方米。主體建筑處在正門大西門的中軸線上，區內保留有臺階、墻基、�？�、墻體、散水、排水溝等建筑遺跡。衙署區在宮殿區南側。
老司城宮殿區城墻及主要建筑為明代，城址廢棄于雍正太年(1728年)的改土歸流。在明代修建宮殿城墻以前，老司城已經有很長的居住過程，地方史志上南宋紹興五年(1135年)修建老司城的記載，很可能是信史。
紫金山墓地是明代永順土司的家族墓地，現已探明有土司及眷屬墓葬三十余座，包括在抗倭戰斗中立下了東南第一功的彭翼南夫妻合葬墓。墓地還出土大量的土司墓志銘。
專家點評：
不僅僅是土司制度的見證
一種制度得以延續數百年，就必然會有其積極的因素。土司制度在保持區域穩定，維護國家統一方面曾經發揮過重要的作用。湖南永順老司城的考古調查與發掘工作，使我們對于土司制度的研究，終于有了一個考古學實證的案例，可以走出些“紙上得來終覺淺”的境遇，宏觀上能夠把溪州土司與中國歷史發展的大勢相連，微觀上得以深入到當地社會的諸多細節。
老司城建立在一個地勢陡峭的山地，依山傍水，因地制宜。城址主要功能區的分布情況比較清楚，磚石構造的城墻、道路、排水設施等建筑遺跡豐富。城內出生的瓷器題款明確，表明許多瓷器都是土司在景德鎮專門訂制的；出土的大量動物骨骼等也為研究當地居民的食物構成、生態環境提供了翔實的基礎資料。對于溪州土司治下三州六洞的調查，顯示了在歷史時期的考古研究中，越來越注意到區域調查的重要性。
9、江蘇南京大報恩寺遺址
發掘單位：南京市博物館
發掘領隊：祁海寧
簡介：
大報恩寺遺址位于南京市城南，遺址得名于明代皇家寺院——大報恩寺。明代大報恩寺規模巨大，總體上分為南、北兩個區域：北區為寺院的主體。對遺址北區的考古發掘，是我國考古界首次對佛教寺廟遺址進行大規模的全面揭露，較充分地揭示了大報恩寺的原有風貌。
在遺址最高處發掘了始建于北宋的長干寺塔基與地宮。地宮深達6．74米，是目前國內發現的最深的佛塔地宮。地宮中出土了以佛頂骨舍利為核心，以七寶阿育王塔為代表的一大批珍貴遺物。其中佛頂骨舍利為北宋著名印度高僧施護所獻。它的發現，使我國成為佛教三大舍利一一佛頂骨舍利、佛指骨舍利(陜西法門寺)和佛牙舍利(北京靈光寺)的匯聚之地。
在塔基外圍，發現了明代修建琉璃塔時搭建的“鷹架”遺存，這是國內首次發現類似遺跡。
專家點評：
首次發掘的明代皇家寺院
這是我國目前經過考古發掘揭露面積最大的寺院遺址，為研究明代皇家寺院的規制、布局提供了極為重要的實物資料。在塔基中發現了始建于北宋大中祥符年間的長干寺地宮，出土了以佛頂真骨為核心（碑文記載由印度高僧施護攜帶來華）、以七寶阿育王塔為代表的一大批佛教珍貴文物，引起了海內外的極大轟動。這些重大發現對于研究宋代佛塔地官的建造、舍利瘞藏制度，中西佛教的傳播與交流等方面均具有重要意義。此次發掘還首次在塔基周圍發現搭建“鷹架”的線索，揭示了明代寶塔的建筑方法，對于中國古代建筑技術史的研究具有重要價值。
10、廣東汕頭“南澳I號”明代沉船遺址
發掘單位：國家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廣東省博物館
發掘領隊：崔勇
簡介：
2007年5月，南澳縣云澳鎮漁民在生產過程中，發現了一條滿載青花瓷器的沉船并打撈出一批瓷器，2007年6—7月，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組織專業水下考古工作隊對“南澳I號”進行調查和試掘，繪制出沉船海床面的平面、縱橫剖面圖。2010年的發掘顯示，沉船現存有十六道隔艙板，十五個艙位；現存船體長約27米，最寬的隔艙長度7．5米。出水各類文物1萬余件。
“南澳I號”是目前我國沿海經過正式調查和試掘的第一條明代沉船，也是保存最好的明代商貿沉船。為研究明代中晚期海上貿易提供了重要的線索和資料。
“南澳I號”是目前我國最深的水下沉船遺址，其水下發掘和保護難題的解決方案成功運用于發掘過程中，為中國水下考古樹立了一個標志性和規范性水下考古項目。
專家點評：
我國唯一經過正式考古調查和發掘的明代沉船
這是我國首次在28米的深度開展大規模水下考古發掘，從組織、發掘、保護各方面都是我國水下考古學科建設與實踐的成功嘗試，總結出了一套包括水下遺址定位、擾層清理、信息留存、文物提取、出水文物保護與整理在內的適合中國國情的水下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操作程序和方法。通過實踐，積累了相對成熟的出水文物保護技術，根據質地、類別采取相應的處理方式使出水文物得到妥善保護，做到了發掘與保護并重�！澳习腎號”是我國沿海經過正式考古調查和發掘的明代沉船，為解決中國海外貿易、航海、制瓷等諸多學術課題提供了翔實可靠的實證材料，研究明代中國經濟研究提供了新的資料和線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