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河南欒川孫家洞舊石器遺址
欒川孫家洞舊石器遺址位于洛陽市欒川縣欒川鄉灣灘村哼呼崖的斷崖上。2012年5～10月，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報請國家文物局批準后，聯合欒川縣文化廣播新聞出版局開始對該洞穴遺址進行搶救性考古發掘，此次發掘發現有古人類化石、石制品、大量的動物化石和動物糞便化石等。
　　孫家洞遺址位于秦嶺以南、淮河以北，地理位置獨特，處于中國自然地理南北分界線上，是氣候和自然環境的過渡地帶，該區域是人類遷徙演化和動物群交流的通道，對于研究過渡區域動物群面貌、動物地理區系演化、古環境變遷和南北方古人類文化的交流有重要作用。
　　孫家洞遺址出土的中更新世時期古人類化石對于近年來國際古人類學界直立人演化和現代人起源的研究有著重要作用，也為研究古人類的個體發育及系統演化問題提供了化石依據。
　　動物化石的大量發現和研究不僅有助于遺址周邊區域古環境的分析與重建，同時通過現代埋藏學和動物考古學方面的深入探討，為研究古人類生存模式、棲居形態以及群體組織等國際動物考古學熱點問題的探討做出積極貢獻。

考古點評：

　　伊弟利斯·阿布杜熱蘇勒：河南欒川孫家洞舊石器遺址主要發現了6顆人牙化石，是河南省境內發現的第一個含古人類化石的洞穴遺址，填補了中原地區在洞穴中發現古人類的空白，是一處內涵豐富的舊石器時代遺址。
　　丘剛：該遺址文化堆積有序，出土遺物豐富，具有相當重要的學術研究價值，為考古學、人類學、古生物學、地理學等諸多學科提供了重要的材料�！爸绷⑷藱璐ǚN”是研究東亞地區人類起源及演化的重要新材料。遺址中出土的幾十種脊椎動物化石有望成為中國境內重要的動物化石群之一，對研究華北乃至中國第四紀古生物的演化、古氣候古環境的變化等都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考古發掘單位：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欒川縣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
發掘領隊：史家珍
2、江蘇泗洪順山集新石器時代遺址

 順山集遺址位于泗洪縣城西北梅花鎮境內重崗山北麓坡地之上。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泗洪縣博物館于2010、2011、2012至2013年初對其進行了三次發掘，確認其為一處距今8000年的環壕聚落，遺址總面積達17.5萬平方米。清理出包括92座新石器時代墓葬在內的一批重要遺跡與遺物。
    順山集一二期文化遺存，在環壕聚落、圓形地面式房址、使用磨盤磨球等生產工具、種植水稻等方面具有鮮明的文化特色，具備固定的陶器組合、自身獨特的文化面貌、明確的時代分期和特定的分布范圍。順山集一二期文化遺存與后李文化、裴李崗文化、彭頭山文化等有一定的聯系。一二期遺存出土碳化稻經碳十四測定，距今約8100～8300年。三期遺存具有若干跨湖橋文化、城背溪文化及皂市下層文化等因素，年代亦相當，距今7000年前后。
    順山集遺址的發現與發掘是近年來淮河中下游地區新石器時代中期偏早階段考古的重大突破，它的發現，為我們進步認識和厘清該區域史前文化譜系、探索中國東部地區文化間的交流與融合提供了新的實物材料和契機。大型環壕聚落的發現，填補了淮河中下游地區該時期環壕聚落考古的空白。同時為探討該區域史前環境變遷、種群遷徙及人地關系等諸多問題提供了新線索。

考古點評：

    宋建：該遺址代表了一支新的并且十分重要的考古學文化：在時間上把江蘇省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向前推了一大段；在空間上，位于淮河下游，是研究淮河流域新石器文化譜系的重要新發現；文化內涵比較單一，基本上沒有被晚期嚴重破壞，十分難得；在周邊還發現多處年代和文化屬性相同的遺址，構成一個遺址群，為開展這一區域的聚落形態研究提供了寶貴資料。
    高蒙河：遺址所出距今七八千年的環壕聚落和大量遺物，填補了淮河下游早期新石器時代遺存等發現和研究的空白，對中國東部地區、黃河中下游和長江中下游等廣大區域早期新石器文化研究具有里程碑式的價值和意義，對中國新石器時代前期的考古學文化研究將會產生重要的學術影響。
    楊晶：該遺址是目前已知淮河流域最早的新石器時代遺存，填補了蘇魯豫皖交界地區距今7000～8000年這一時段史前考古學文化的空白。

考古發掘單位：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泗洪縣博物館
發掘領隊：林留根
　
3、四川金川劉家寨新石器時代遺址

發掘單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阿壩州文物管理所、金川縣文物管理所
發掘領隊：孫智彬
 劉家寨遺址是近年四川新發現的一處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址，位于阿壩州金川縣二嘎里鄉二級階地劉家寨，2011年9～11月、2012年5～9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阿壩州、金川縣文物管理所對該遺址進行了全面揭露，計3500余平方米，共清理灰坑278座、灰溝1條、房址20座、窯址26座、灶12座、墓葬2座。出土大量陶片、動物骨骼、石制品。
    劉家寨遺址早期層位文化面貌與甘肅東鄉林家遺址、大地灣、師趙村遺址的同期遺存相近；晚期層位中部分陶器體現半山文化因素。不過，與之相比，劉家寨遺址未見彩陶尖底瓶、寬沿盆、陶刀等，卻有小型直筒罐、戳印圓圈紋陶器、多孔石刀等，是為自身特色。
    多學科、多方法結合的科學發掘促成劉家寨遺址人工、自然遺存豐富程度遠超川西北地區已發掘的同時期遺址，這對深入研究馬家窯文化地方類型和分布區域諸問題提供了重要實物資料。遺址晚期出現壺，且部分尖底瓶底明顯可見套接工藝，對研究彼時由瓶向壺演變提供了珍貴實物資料。遺址位于大渡河上游，為橫斷山區文化交流、傳播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對構建四川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時空框架起到標桿作用。
考古點評：

    李水誠：這是一處范圍不大但出土物豐富而且十分重要的遺址，對探索史前時期東西南北之間的文化交流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首次在川西北大渡河上游的大小金川一線發現了距今五千年前后的馬家窯文化，將這一文化的分布范圍進一步擴展至大渡河上游的甘青川接壤一線；不僅證實了自甘南至川西北地區史前文化的交往線路，并以考古實物確認了這個史前通道的創始時間在距今五千年上下；其地理位置暗示這一區域與青海東南部及黃河上游一線存在可能的文化傳播孔道。
    于志勇：該遺址是四川境內一處極為重要的新石器時代遺址，為研究當地新石器時代晚期考古學文化及交流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4、陜西神木石峁遺址

發掘單位：陜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隊、神木縣文體局
發掘領隊：孫周勇
2011年，陜西省、市、縣三家單位組成聯合考古隊對神木石峁遺址開展了區域系統考古調查，發現了保存較好的石砌城墻，以及城門和疑似“馬面”“墩臺”“角樓”等城防建筑。2012年的復查確認了石峁城墻保存基本完整且大致可以閉合，并構成由“皇城臺”、內城和外城三個層次組合的石峁城址，城內面積在400萬平方米以上。
    2012年重點發掘了外城東門址，揭示出一座體量巨大、結構復雜、筑造技術先進的城門遺址，包含內、外兩重甕城、砌石夯土墩臺、門塾等設施，出土了玉鏟、玉璜、壁畫、石雕和陶器等龍山晚期至夏時期的重要遺物。外城東門位于外城東北部，門道為東北向，由“外甕城”、兩座包石夯土墩臺、曲尺形“內甕城”、“門塾”等部分組成，這些設施以寬約9米的“『”形門道連接，總面積約2500余平方米。從地勢上來看，外城東門址位于遺址區域內最高處，地勢開闊，位置險要。
    石峁遺址系目前國內所見規模最大的龍山時期至夏階段城址。它的發現為研究中國文明起源形成的多元性和發展過程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資料，對進一步理解“古文化、古城、古國”框架下的中國早期文明格局具有重要意義。

考古點評：

    嚴文明：近年在陜北發現一大批新石器時代遺址，說明當時氣候條件比較好才會有發達的新石器文化，其中心就是神木石峁。從出土遺物看，可能與山西中部陶寺文化有較密切的關系，對之后的二里頭文化也有一定影響。希望能切實保護，還要進行有計劃的勘探和重點發掘。在此基礎上進行深入研究，必將收獲更加重大的成果。
    劉緒：神木石峁龍山至二里頭文化時期山城遺址的發現，無論規模之大，建筑之精，保存之佳以及內涵之豐富，在同時期遺址中都是非常罕見的。為探討中華早期文明提供了難得的材料，其所在位置具有特殊的意義。
    劉斌：該遺址以往出土的良渚文化等玉器對于了解中國傳說時代三皇五帝的民族大融合的歷史，對于了解中華文明從多元到一統的發展史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郭偉民：石峁遺址是新石器時代考古的重大發現，雖然它的建造方式、布局、功能還有待進一步的考古工作去落實，但目前已經揭露出的相關遺存已經顯示出這個遺址的內在魅力，相信它在中國文明起源與發展中曾扮演過重要角色。
5、新疆溫泉阿敦喬魯遺址與墓地
阿敦喬魯遺址及墓地位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溫泉縣，2012年6～9月，由阿敦喬魯項目組對遺址和墓地進行了大面積的發掘工作，共發掘了3座相互連屬的房址和9座墓葬。全部發掘面積近1500平方米。獲得了一批陶器、石器、石人以及銅器小件、包金耳環等珍貴遺物。
    阿敦喬魯遺址與墓地是近年來新疆發現的重要的青銅時期的遺存，其年代測定為公元前19世紀至公元前17世紀，屬于青銅時代早期，填補了新疆青銅時代早期遺址的空白，為揭示出西天山地區青銅時代遺址的具體面貌提供了一批全新的、重要的材料。
    從遺跡的建筑規模及建筑特色等方面看，阿敦喬魯遺址很可能是博爾塔拉河流域具有中心性質的祭祀或舉行重要儀式活動的場所，顯示出了很高的文明程度。
    阿敦喬魯考古工作的意義還在于首次在新疆確認了相互關聯的早期青銅時代的遺址和墓地的共時性，為探索歐亞草原地帶的古代社會發展階段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資料，顯示了其在西天山乃至中亞地區早期青銅時代遺存中的重要位置，提升了對新疆及中亞地區青銅時代考古學文化深度和廣度的認知。

考古點評：

    陳同濱：新疆溫泉阿敦喬魯遺址與墓地的發現，為西天山地區青銅時代遺址的具體面貌提供了一批全新的、重要的材料，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直接揭示了西天山地區與中亞七河流域的關聯，在地區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希望考古研究進一步就石圍建筑群和石圍石棺墓的形制淵源與傳播范圍開展進一步的分析研究。
    水濤：新疆西北部地區過去對青銅時代早期的文化遺存雖有一些零星的發現，但是并未做過系統的考古發掘。阿敦喬魯遺址與墓地博拉提三號墓群的發掘揭示了這一廣大區域內距今3500～4000年前后的文化面貌。特別是大型石構建筑遺跡與墓群相互關系的確認，為這一地區若干石構建筑遺存的斷代樹立了標尺，為全面認識早期游牧民的經濟生活方式提供了豐富的實物證據。

發掘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博物館、溫泉縣文物局
發掘領隊：叢德新
6、山東定陶靈圣湖漢墓

山東定陶靈圣湖漢墓墓葬屬于“甲”字形大型木槨墓。在墓葬中室門道外地板下暗洞內，發現一保存完好的以絲織品包裹纏繞系結的竹笥。竹笥內疊放一件絲質漢袍，漢袍的頸背部系結一枚玉璧。據有關絲織品專家認定為女性服飾，這為斷定墓主人提供了重要依據。
　　該墓葬建筑考究，規模宏大，結構獨特，保存完好。從墓室結構初步判斷，墓葬年代屬于西漢晚期。該墓是山東發掘的規模最大的木槨墓葬。黃腸題湊的墓葬形制也是在山東首次發現。地上墓室的構筑方式，封土內墓坑外圍立柱、墓室外積砂內立柱等構成跨度約38米的柱洞群�；乩韧鈧仁�、回廊內多室以及側室間隔壁皆為黃腸木橫切疊壘的墓室結構；帶有朱書、墨書及刻劃模印文字的青磚封護墓室等特點在以往發現的大型墓葬中實屬罕見。該墓葬是我國目前所見保存最好的黃腸題湊墓葬。在已發現的“黃腸題湊”形制墓葬中，該墓葬規模最大、規格最高、保存最好、時代大致明確，很可能是“黃腸題湊”葬制發展到最為成熟的晚期階段的典型代表。其復雜的墓葬結構、考究的建筑都反映出墓主人身份至少屬于王一級，但其規格又明顯高于以往發現的同時期的漢代諸侯王墓。這對于推斷墓主人的身份和定陶王室與西漢王朝的關系具有重要價值。

考古點評：

　　信立祥：該墓發掘出的黃腸題湊是迄今發現的規格最高的漢代黃腸題湊，推測其主人應是西漢末權傾天下的定陶太后。雖出土隨葬品很少，但由于西漢帝陵不能發掘，其黃腸題湊的形制和結構為了解帝陵的內藏提供了唯一的參考資料，無疑具有重大的學術價值。
　　焦南峰：在已經發現的“黃腸題湊”墓葬中，定陶漢墓結構最完整、規模最大、規格最高、保存最好，應為“亞天子”葬制的歷史演變軌跡的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實物資料，具有重大價值。

古董發掘單位：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菏澤市文物管理處、定陶縣文物局
發掘領隊：崔圣寬
7、河北內丘邢窯遺址
邢窯是我國古代以燒制白瓷而著名的窯場，2012年對其進行了二十多年來的第三次發掘，取得了突破性的收獲。發掘證明，內丘城關一帶正是邢窯遺址的中心瓷器窯場，與史載相吻合。
2012年發現窯爐11座、灰坑140座、灰溝6條、井34眼、墓葬22座，出土瓷器和窯具殘片20萬件（片）以上，完整和可復原器物約超過2千件，器物種類有磚、瓦、陶器、素燒器、三彩器、瓷器、銅器、鐵器、骨器以及窯具等。
    此次發掘突破性收獲有四：一是窯爐年代早，是邢窯已發現窯爐中最早的幾組；完整度高，窯門、火膛、窯床大部尚存，窯頂，窯壁、煙囪等也存在較多；布局模式罕見，多窯共用一個窯前工作坑，是研究早期邢窯窯爐開鑿、布局和燒瓷行為的重要資料。二是早期灰坑群和遺物，發現堆積有北朝時期遺物的灰坑約超過20個，遺物豐富，時代單純，是歷次發掘中首次批量出土的早期遺跡、遺物。三是隋三彩的出土，是邢窯發現中的首次，胎色淺粉或白，火候較低，單色釉外壁綠色，內壁淺黃，兩色釉為黃、綠，釉下施有一層白色化妝土，器型大致為碗、缽類。四是發現了“高”“上”“大”三種刻款器物殘片，字款皆刻劃在器物底足外壁，字體大小不一，規整度一般，為邢窯刻款瓷器的研究增添了新內容。

考古點評：

    孫新民：此次發掘處于邢窯遺址的重點區域，不僅發掘面積大，而且遺跡種類和出土遺物豐富。發現的北朝、隋唐時期窯爐在同時期瓷窯址中非常罕見；出土的一批北齊至隋初的青瓷器物完善了邢窯的發展演進過程；隋唐三彩器的發現，表明邢窯也是燒制三彩陶器的重要窯口之一。

瓷器發掘單位：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邢臺市文物處、內丘縣文物旅游局
發掘領隊：王會民
8、內蒙古遼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遺址

發掘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發掘領隊：董新林
遼上京城址位于內蒙古巴林左旗林東鎮東南，由皇城（北）和漢城（南）組成，平面略呈“日”字形。西山坡是上京皇城西南的一處自然高地，也是全城的制高點，尚存三組東向的建筑基址。其中北組的中部偏后，有三座地面保存較高的圓臺形建筑基址，編號為YT1、YT2和YT3。
    根據發掘的遺跡形制和遺物可知，YT1應是一座磚木混合結構的六角形佛教建筑基址。于遼代始建，至少進行過兩次大規模修筑，金代以后才逐漸廢棄。YT2和YT3可確認是六角形塔基，二塔基的包磚、散水的做法和規格均與YT1相同。
    本次發掘是新中國成立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遼代都城遺址考古。根據考古發現的遺跡和遺物，可以確認西山坡是一處遼代始建的佛教寺院遺址，位置重要，規模龐大。佛寺北組為東向的長方形院落，四周有院墻。中軸線上的主體建筑為大型的六角形磚木混合結構建筑（YT1），左右兩側對稱布置小型的六角形磚塔（YT2、YT3），前有小型建筑基址和廣場。YT1建筑結構特殊，柱礎雕刻蓮花紋、龍鳳紋，出土刻畫寫實、彩繪貼金的泥塑造像，這些都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座基址的等級和功能。這次發掘成果確認了西山坡建筑遺址是佛教寺院的建筑性質，對重新認識遼上京皇城遺址的形制布局將產生非常重要的影響。同時本次考古新發現為研究遼代考古、歷史、佛教和建筑等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實物資料。

考古點評：

    塔拉：遼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遺址位置重要，規模龐大，是當時遼上京城標志性的建筑之一。三座佛塔采用一大兩小、一字排開的布局形式，是目前所知國內唯一的實例。此次發掘對于西山坡建筑遺址是佛教寺院的建筑性質的確認，對于重新認識遼上京皇城遺址的形制布局將產生非常重要的影響，同時為研究遼代考古、歷史、佛教和建筑等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實物資料。

9、重慶渝中區老鼓樓衙署遺址

發掘單位：重慶市文化遺產研究院
發掘領隊：袁東山
老鼓樓衙署遺址位于重慶市主城核心位置——渝中區解放東路望龍門街道巴縣衙門片區。遺址背山面江、坐北朝南，符合中國傳統衙署建筑規制的同時又具有鮮明的巴渝地域特色。遺址興建于宋蒙戰爭的歷史背景之下，南宋時為川渝地區的軍政中心——四川置制司及重慶府治所，著名的川渝山城防御體系即在此籌建經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世界文明的發展進程。遺址已清理房址、水溝、水井、道路及灰坑等各類遺跡共計261個，出土了一批保存較好的陶瓷器、錢幣、瓦當、礌石、坩堝及漆器等文物9000余件（套），標本數萬件。發掘結果顯示，遺址規模宏大、紀年明確，文物遺存豐富，地層關系清晰，宋元、明代、清至民國三個時期的衙署建筑疊壓分布。
    老鼓樓衙署遺址為重慶市已發現的等級最高、價值極大的建筑遺存，見證了重慶定名以來近千年的沿革變遷，填補了重慶城市考古的重大空白，對于研究宋蒙戰爭及西南地區衙署建筑、豐富中國宋元時期都城以外的城市考古資料具有重要意義。目前，遺址正在籌備建設國家級考古遺址公園，將成為重慶歷史文化名城新的重要支撐。

考古點評：

    楊林：該遺址是重慶城市考古的重大收獲，對促進自宋代以來中央政府對西南地區的控制和促進該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具有重要學術價值。
    霍�。哼@是是一處罕見的宋代官衙遺址，保存規模大，形態完整，附屬的街道、民居連接成整體，依山起伏，氣勢浩大，是近年來我國古城考古的重要發現。
10、貴州遵義海龍囤遺址
海龍囤位于遵義老城西北約40里的龍巖山巔，又稱龍巖囤，是一處宋明時期的羈縻·土司城堡遺址。
    通過發掘發現，海龍囤特別是“新王宮”的整體格局與明故宮契合（同時也保存了本地建筑的一些特點），反映了土司在意識形態上的國家認同，這種一致性在一定的歷史時期有效維護了我國多民族國家的統一。
    海龍囤是我國羈縻·土司制度的實物遺存，它完整見證了我國少數民族地區政策由唐宋時期的羈縻之治到元明時期土司制度再到明代開始的“改土歸流”的變遷，它的發掘為從考古學的角度深化中國土司制度和文化的研究，探討中央與地方的互動關系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視角。換言之，對推行羈縻之治以來，中央如何開發、經營與管理西南疆，邊地又是如何逐步漢化而與華夏漸趨一體等問題的深化有著積極的意義。
    這處設有衙署的軍事屯堡，是中國西南規模最大、保存最好、延續時間最長的羈縻·土司城堡，它“利用地形、融入地形”的建筑特點，對中國西南同期以及后來的同類建筑產生了深遠影響。
    海龍囤的發掘可能引發考古學界新的學術關注點，即將視線從中原的、早期的遺存更多地投向邊地的、民族的、晚期的遺存中來，從而拓展考古研究的領域，并可能有益于考古學方法與理論的發展。

考古點評：

    安家瑤：海龍囤是宋、元、明時期西南播州楊氏土司文化的重要遺存。土司制度是中國歷史上對西南少數民族進行間接統治的方式，明代后期開始對土司的改土歸流。對于這段歷史，史書上只有淡淡的幾筆。近年對湖南、湖北、貴州的幾處土司遺址的考古發掘，使這段歷史從塵封中蘇醒鮮活起來�！靶峦鯇m”建筑群遺址，規模宏大，錯落有致，建筑等級相當高，出土的大量建筑構件令人印象深刻。
    袁家榮：海龍囤遺址是一處具有防御性質的城堡，其建造規模與布局都堪稱中國西南土司遺存的杰作。

發掘單位：貴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匯川區文體廣電局
發掘領隊：李飛
2012年中國十大考古發現就為古董愛好者介紹到這里，請關注中國2013年十大考古發現，了解中國考古發展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