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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源于西周青銅器銘文何尊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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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是中華民族的統稱,但是你知道中國最早的叫法從什么時候開始的嗎?出土的文物告訴我們中國最早的起源。

          1963年,陜西寶雞賈村出土一口“何尊”,“尊”為酒器,用青銅制成,鑄有銘文12行122字,有三字殘毀。銘文記載了成王五年在成周(今河南洛陽)建都一事,是成王對宗族小子何的訓誥。其中提到,武王克商以后,曾告于上天:“余其宅茲中或,自之乂民!庇矛F在的話來說,就是:“我已經據有中國,統治這些百姓了!薄盎颉笔堑赜,用城墻圍起來——“口”,就成為“國”了!爸袊笔状纬霈F。1963年,陜西寶雞出土何尊,銘文出現“中國”二字。大意:武王攻克商朝首都后,舉行隆重儀式向上天報告:“我現在占有了中國,準備把它當做自己的家,并且統治那里的民眾”。

          “何尊”銘文中有“宅茲中國”四字,這是“中國”這個詞的首次出現,意思可能是天下之中的地方。

          周朝經過周文王、周武王兩代人的努力,消滅了殘暴無道的商紂王,國家得到了壯大。周武王逝世后,尚在襁褓之中的太子姬誦即位,是為周成王。周成王是周武王和邑姜所生之子,邑姜就是周朝大功臣姜子牙的女兒。周成王有一位胞弟——唐叔虞,他是晉國的始祖,在太原的名勝“晉祠”中,就供奉著唐叔虞和他的母親邑姜的塑像。

          周成王是周朝的第二位君主,據推算他公元前1042年到公元前1021年間在位。周成王即位時年齡很小,叔父周公代其攝政,這引起了管叔、蔡叔等人的猜忌。周武王伐紂后,曾讓商紂王的兒子武庚(《史記》中稱為祿父)管理商朝余民,命自己的弟弟管叔、蔡叔輔佐武庚。管叔、蔡叔先是放出流言,說周公將不利于周成王,繼而勾結武庚發動叛亂,一些東方小國也被拉入叛亂陣營。周成王命周公統帥大軍東征,經過三年時間,終于將叛亂平定,元兇武庚被處死,主謀管叔自殺,參與者蔡叔被俘后流放。

          平叛武庚之亂后,周公以周成王的名義,將商朝故地封給了平亂有功的周武王之弟康叔。周公擔心康叔年輕,在處理政事上沒有經驗,特意作了《康誥》《酒誥》《梓材》幾篇文章予以提醒,這些文章都還保存在《尚書》中!犊嫡a》這篇文章提醒康叔治理國家務必謹慎,應當努力探求古代明君治理國家的經驗以安定保護民眾,要慎用刑罰,廣施教化!毒普a》則側重講述過度飲酒的危害,商紂王就是因為過度飲酒而放縱自己、不遵法度,最后引來滅身之禍?凳迓爮闹芄奶嵝延眯闹螄,百姓都感到和睦高興。

          周公攝政的第六年,開始制禮作樂,頒布度量標準。第七年,周公還政于剛剛成年的周成王。周成王親政后,周公自覺北面就人臣之位。周成王以周公輔佐有功,將曲阜方圓七百里之地分封給周公,這就是魯國的起源。

          據說在周公還政于周成王時,周公曾做《無逸》訓誡周成王,這篇保存在《尚書》中的文章是中國政治思想史上的名篇。周公開篇就說:“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本硬灰潏D享樂,要先了解百姓耕種收獲的艱難,然后再去享樂,就知道百姓的痛苦了。周公歷數商朝與周朝早期歷史上的諸位君主,凡懂得百姓生活之苦的,都能久在其位、享以高壽。周公要周成王“無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而要為天下蒼生的事盡心盡力,不要心血來潮地說“今天我就是想享樂一番”,這不是百姓所能答應的。周公還要求周成王面對批評,勇于反躬自省。

          周成王時還有一件大事,就是完成周武王的遺命,營建了東都洛邑(在今河南洛陽)。早在周公攝政的第五年,周成王即命召公到天下之中的洛邑實地勘察,選址建造一座新都。召公三月初五到達洛邑,初七動員當地百姓在洛河北岸測定城郭、宮室、郊廟的位置,五日內就測定完畢。十二日清晨,周公到達洛邑,進行了全面踏勘,終于選定了澗水東、瀍(音纏)水西一帶與瀍水東一帶兩個地點。周公把營建洛邑的規劃圖呈報給周成王,周成王也認為周公挑選的地點是最適合營建新都的。不久,洛邑的營建就開始了,經過八個多月的施工,這年年底終于竣工了。

          周成王營建的洛邑在歷史上又稱“成周”,與周文王的都城豐京(在今陜西西安)、周武王的都城鎬京(也在今陜西西安)相比,洛邑的地理位置更靠東,史書記載這是因為洛邑居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方便四面八方的諸侯進獻貢物。

          周公還政于周成王的那一年,在洛邑舉行了盛大的諸侯集會,天下萬邦來朝,四海方物盡獻。在這隆重的場合中,周公與周成王之間有一段對話,后來以《洛誥》為題保存在《尚書》中。周公說:“唉。你處事要能善始善終。慎重地記住諸侯們的貢獻,也要記住誰不曾來貢獻。貢獻的儀式如果不及貢獻的物品隆重,那就要算作沒來貢獻,因為這是沒有誠意的貢獻!敝艹赏跽f:“您要勉力保護我這年輕人,使我能發揚文王與武王的功業,使四方百姓能安穩定居在洛邑!

          周成王東遷的史實,不僅古代文獻中有很多記載,當代考古發現也能夠證實。1963年,考古學家在陜西寶雞發掘出了“何尊”,其銘文中有成王“宅于成周”的記載,銘文中還有“宅茲中國”四個字,這是“中國”一詞的首次出現!昂巫稹笔恰昂巍辫T造的,營建洛邑的這一年,周成王曾接見過“何”,談到了他的先父曾追隨周文王,并賞賜給他一些貝幣,“何”為了紀念此事鑄造了“何尊”。

          周成王彌留之際,擔心太子姬釗不能勝任,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予以輔佐。周成王去世后,姬釗即位,是為周康王。據推算,周康王在位時間是公元前1020年到公元前996年。周康王剛即位,就宣誓要繼承周文王、周武王的偉大事業。在周康王統治時期,周朝討伐屢次來犯的“鬼方”,據出土的一件青銅器記載,周朝軍隊在一次對鬼方的戰役中俘敵一萬三千人。周成王、周康王統治期間,“天下安寧,刑錯四十余年不用”,后世稱其為“成康之治”。
            所以,我國最早的一部字典漢代的《說文解字》就說,“國”字,“從口,從或”,意思和“邦”字一樣。后來南唐徐鍇《說文解字系傳》也說,“口”是指疆界,“或”就是域字。清人段玉裁作《注》說,“古或、國同用!
            在《尚書》里面,有“梓材”一篇,也提到了先王和“中國民”,說皇天已將“中國民”和疆土都托付給先王——武王了。按照王國維的“兩重證法”,我們基本上就可以確認,“何尊”和《尚書》都提到的周武王時,已經有了“中國”名稱。
            胡厚宣《論五方觀念及“中國”稱謂之起源》一文,則以甲骨文為據,考釋出商自稱“中商國”,因而斷言,此為“中國稱謂的起源!
            然而,商雖有中心意識,但其中國觀念尚未形成。因為中國的原型與都城有關,而商朝老是遷都,所以,商的中心意識很難上升為中國觀念。
            中國觀念的形成,與封建制并行。西周初年,行分封,授民授疆土,要有一個中央國的存在為前提,而王權所在地,通常就是這樣一個中央國——中國!对姟吩疲骸盎荽酥袊,以綏四方!薄睹珎鳌吩唬骸爸袊,京師也!
            中國綏服四方,靠的是封建制。周以封建制,使天下中國化,將中國逐步做大。成周之世,中國之地最狹,被蠻戎夷狄包圍。那時,吳、越、閩、楚為蠻,秦為戎,齊、魯雖為封建之地,但周邊都是夷,用夷禮。到了東周時期,吳、越、楚、秦、燕等蠻戎之國,都中國化了,加上西周封建的魯、齊、晉、宋、蔡、陳、衛諸國,一個封建制的中國化的天下觀版圖就初具規模了。
            近人柳詒征指出,中國之名始見于《禹貢》,為后世沿用!队碡暋芬彩恰渡袝防锏囊黄,成于何時,則言者紛紛,而他確信,《禹貢》篇成于“茫茫禹跡,畫為九州島”之時,他說《禹貢》地理觀,是一個文化中國的大格局。
            此說甚宏,可當今學者卻以為可疑。文化認同也要拿出證據來,有一份材料說一份話。因此,當青銅器“何尊”出土時,中國之名就從“茫茫禹跡”后退到了周武王時,最多也就追溯到殷商甲骨文里,再往前就沒有了證據。而《禹貢》里的“九州島”、“五服”天下觀,似乎也應該退到周初封建時才合理。
            帶有空想政治文化色彩的《禹貢》,其實是殷周之際武王革命以后,新的王權對神州大地所作的區分和安排。以流域規劃疆域,將國土分為“九州”:冀州、兗州、青州、徐州、揚州、荊州、豫州、梁州、雍州。以封建確立“五服”: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以文化想象力設計中國化的地緣政治藍圖。
            《禹貢》以“九州島”劃定華夏地域,而以“五服”經營之!拔宸,以京師為中國。東漢劉熙曰:“帝王所都為中,故曰中國“”,向四方發展,每五百里為一“服”,這樣一看,《禹貢》的地盤有多大呢?向東到了海邊,往西靠近沙漠,從南到北都貫通了,這樣一個規模,大概就是西周初期的天下了。
            這篇文獻,雖然不到1200字,但很重要。文明初期,先民就有如此宏偉的國土意識和制度觀念,實在令人驚嘆!吨芏Y》將“五服”發展為“九服”,但大的格局未變,后來,歷朝歷代基本上都按照這一設想經營中國。
            周禮,是一種制度性文化,是以宗法為內核、分封為外殼的封建制政治文化,而《禹貢》里的天下,就是這種封建制文化在地理空間上的表達。
            當封建制用“五服”來表達時,“綏服”是關鍵。甸服、侯服都是中國化了的,而綏服是華夷之辨的前線,所以說,綏者,使之綏安邊境而守衛中國也。綏服五百里,分為兩部分,其內三百里,因為接近侯服,而行文教,使之中國化;其外二百里,則近于要服、荒服,故行武衛,奮武以衛天子也。
            周初分封,要求魯、衛兩國,用周法而行文教,而齊、晉兩國,因為迫近夷狄,所以要用戎法,奮武衛以攘夷!拔宸敝,自綏服以外都是夷狄之地,文教不及,就以武力。綏服以外尚有要服、荒服,則羈縻而已。
            孔子說“吾從周”,他周游列國,就走了一條“吾從周”的路線。首先,他去投奔的國家,都是早已中國化了的宗周懿親之國,如魯、衛、齊、晉、宋、蔡、陳諸國,而非秦、楚、吳、越等蠻戎之邦;其次,在周初封建的各國中,他呆的時間最長的是用周法的魯、衛兩國,而非用戎法而強的齊和晉。
            不過,他對于齊和晉的霸業,還是給予了一定程度的尊敬,他曾說過“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管仲是他的前輩,幫助齊恒公尊王攘夷,成就霸業,一度成為他的榜樣。所以,他說,如果沒有管仲,我大概就要光著一只膀子穿衣,披頭散發做人了。這樣做人,當然不是做中國人,而是做夷狄之人了。
            這便是孔子對管仲奮武衛的贊揚。在孔子看來,當時最大的問題,是做什么人。為此,他建立了一套關于人的觀念體系,其中有等級和名分,有仁義和親情,但不管有什么,先要解決的問題,是做什么人,是做中國人,還是做夷狄之人?這就是華夷之辨,是根本,如果連中國人都做不成了,還談什么禮啊仁!
            因此,齊國很重要,他生平第一次政治活動就在齊國。本來齊景公要重用他,可他卻有一套改革齊國政治的想法。當時,齊、魯兩國毗鄰,如果按照“五服”來分屬于綏服,魯行周法揆文教,齊行戎法奮武衛,孔子想把兩者結合起來,結果,齊國政要晏嬰等人嫌文教繁瑣,與齊的立國精神不符,而拒絕了。
            后來,他周游列國時,還想到晉國去試一下,可他北上,剛到黃河邊,就聽到了不幸的消息,趙簡子在晉國執政,殺了他仰慕的兩位賢人,所以,他就停下腳步,不想去了。他認為,這兩個國家都不行了,就要亂了。
            于是,他的眼光轉向西邊的秦國,秦雖西戎小國,可自從占了周地以后,移風易俗,中國化了,而且繼齊、晉以后,奮武衛,行霸道,尊王攘夷,也成就了霸業。因此,當齊景公問他,秦國為何能稱霸時,他回答說,秦雖小國,可志向遠大,秦雖地僻,但立國中正。他這樣回答,就是承認秦為中國了?伤麑τ趤碇袊鵂幇缘哪闲U楚和吳、越,雖然也關注了,卻沒有這樣來評價。
            后來,齊、晉兩國果然就亂了,田氏代齊,三家分晉,周初封建的其余各國,在兼并戰爭中也紛紛倒下,中國的封建制格局全然改觀,中央之國已不復存在,可中國的領域卻日益擴大,原先是蠻、戎的楚、秦兩國,在血與火的洗禮中,全盤中國化了。中國大了,封建制垮了,中國的統一性來自文化。
            孔子建立了一個從堯、舜到周公的道統,這道統是文化中國的命脈,他自始至終維系著。用周法不行了,可周道還在;王朝中國垮了,可文化中國還在。他在封建制的禮崩樂壞中,時常夢見周公。
            從孔子開始,中國文化第一次有了歷史意識,孔子去世以后,留下一部《春秋》,為中國立史。錢穆說,中國人以歷史為宗教,有道理。如果修正一下,說儒者以歷史為宗教,那就更為合適。儒者的思想,經常是以“歷史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來開頭的,以歷史為據,而非以公理為前提,乃儒者的思維方式。
            《春秋》立史,道統始有載體,中國亦有文化可倚。歷史,是文化中國的圍城——“口”,修史,如修長城。他的歷史觀像烽火臺一樣,監護著歷史。
            如果說傳說中的禹是國土化中國的開辟者,那么周公就是制度化中國的創立者,而孔子則是文化中國的奠基者。只要文化中國還在,國土丟了,可以恢復,制度垮了,可以重建。不是所有的戰爭都會帶來統一,可只要文化中國在,無論怎樣的亂世之戰都會趨于統一;不是所有的異族入侵都能被驅逐,可只要文化中國還在,異族統治者早晚要被同化,國權終將被收復。直到明亡以后,顧炎武還在說“亡國可以”,可“亡天下”不行,天下是什么?就是文化中國。
            周公的封建制中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還是一種國家主義的戰略,以中國為中心,經營天下,雖然輔之以制度性的文化——周禮,但它基本上還是以王權為中心的王朝政治文化。而孔子卻在逐漸僵化的制度性文化–周禮中,注入了一種新的思想——中道思想,一種新的精神–仁愛精神。以中道立國,是為中國;仁者愛人,使中國超越王朝,而具有了普遍的理想性–使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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