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擄中國赴日勞工名錄》由中國人殉難者名錄共同編制執行委員會編寫完成。1960年在日本政府的建議下，1961年5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紅十字總會出版了《中國人強制連行事件報告書》的第一篇《中國人俘虜殉難者名錄》及第一篇《別冊》、第二篇《第一次至第八次中國人殉難者遺骨送還狀況》、第三篇《強制連行及殉難狀況》。在此基礎上，中國人殉難者名錄共同編制執行委員會出版第四篇《強擄中國赴日勞工名錄》。
2、本《名錄》內容是根據日本在侵華期間，1942年11月27日東條內閣“華人勞工移入內地文件”及1944年2月28日東條內閣“加快華人勞工移入內地文件”的決定，于1943年4月至1945年5月，從中國強擄至日本國內的中國勞工名錄。
3、本《名錄》編寫中國勞工總數34,282人。1946年3月1日，日本外務省管理局編寫出版《華人勞務者就勞事情調查報告書》（簡稱《外務省報告書》），統計強擄至日本的中國勞工總數38,935人。其中，與名錄編寫相差4,758人。根據中國人殉難者名錄共同編制執行委員會調查結果，新補充勞工數量105人�！睹洝肪帉懼袊鴦诠た倲嫡肌锻鈩帐蟾鏁方y計總數的88.07%。
4、本《名錄》事業場編號與外務省《報告書》中的各事業場編號相一致。
5、105個事業場中的中國勞工是直接從中國強擄的。在奴役中國勞工的全部135個事業場里，其余30個事業場的中國勞工是從日本國內移送過來的。
中國人殉難者名錄共同編制執行委員會
1964年6月
日本強擄中國勞工情況和勞工檔案傳世經過說明
2013年9月18日，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公布了日本強擄中國赴日勞工罪行珍貴檔案。這些檔案共120袋，405份，包括日本35家企業的124個作業場、373份報告和日本外務省報告書及附屬檔案32份。
一、日本強征中國赴日勞工政策的出籠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由于日本勞動力缺乏，為了滿足日本企業的要求，東條英機內閣于1942年11月27日通過了《關于將華人勞工移入日本內地》的決議。1944年2月26日，日本內閣次官會議作出《關于促進華人勞工移進國內事項》的決議。這兩項決議標志著日本政府強征中國勞工政策出籠。
在上述政策的指導下，日本占領當局與偽政權分別在華北成立了華北勞工協會和在華東建立了日華勞務協會等主要機構，具體負責向日本輸入中國勞工。
二、被強征至日本的中國勞工人數
日本從中國向其國內輸入中國勞工，共169批，人數達38935人。根據日本學者田中宏研究，日本實際強征的中國勞工人數為41758人，在乘船前死亡2823人，實際達到日本38935人。
被強征到日本的中國勞工，由日本厚生省分配到日本35家公司的135個作業場所，幾乎遍布全日本，其中三井、三菱財閥奴役的中國勞工最多。
三、中國勞工悲慘的命運
奴役中國勞工的事業所對中國勞工的管理，主要由勞務科下設的中國股負責。日本工頭和監工稱中國勞工為“苦力”、“清國佬”、“亡國奴”，充滿著種族歧視。而且，日本工頭和監工將中國勞工視為“奴隸”，以極其野蠻和暴力的方式驅趕中國勞工從事繁重的苦役。在日本監工眼中，打死一個中國勞工就像踩死一只螞蟻一樣。據統計，中國勞工平均5個人就有1人被奪去了生命。
日本政府和企業對中國勞工實行殘酷的壓榨和奴隸般的管理，并不能嚇倒中國勞工的反抗。在日本戰敗前，中國勞工一般采取逃跑、怠工或暴動等方式，反抗日本的奴役。最典型的是1945年6月30日的花岡暴動。他們戰斗在抗日的最前線——日本帝國主義的本土，最直接有力地打擊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氣焰。
四、日本銷毀罪證
1945年8月戰敗前夕，日本深知其罪行嚴重，必然遭到盟國的追究和懲罰，因此，日本政府下達密令，要求政府各部門和占領區當局銷毀罪證，掩蓋罪行，其中包括強征和奴役中國勞工罪行的檔案資料。日本政府還要求直接奴役中國勞工的日本企業銷毀罪證。
但是，當時的國民政府多次向日本駐中國使館官員提出要求通報中國勞工在日本的情況。為了應付中國政府和盟軍司令部，日本外務省責成管理局二部二科具體承辦關于強征到日本的中國勞工調查工作。在中國政府一再要求下，日本政府才不得不在中國勞工回國一個月后才開始調查。
五、日本《外務省報告書》出籠及消失
1946年1月下旬，日本外務省確定調查方案，讓各事業場盡快寫出調查報告。2月份各事業場報告匯總到外務省，形成各事業場報告書。3月份，外務省委托16名調查員分成4個組，分別赴各事業場開展現場調查，寫成了《備忘錄》。1946年6月，日本外務省根據上述兩個材料為依據，寫成了《外務省報告書》，但是封面上記載的時間卻是3月1日。
以上3個材料均是在中國勞工幸存者回國之后形成的，日方根本沒有調查受害者一方，完全依靠奴役中國勞工的日方企業主和日方調查人員的意見。因此，《外務省報告書》等3個材料的真實性大打折扣，材料中出現掩蓋嚴重罪行，推卸罪責，自我美化也就不足為奇，但其畢竟完整記錄了日本強征和奴役中國勞工的歷史，是珍貴的歷史檔案。
雖然日方整理出相關材料，但作為有罪的一方不愿把罪行材料交出，受害一方由于種種原因也沒有深究。這主要是一方面當時中國出現內戰，國民政府無暇顧及；二是作為直接受害者中國勞工回國后沒有形成一個整體，要求國民政府向日本討還公道和正義；三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沒有對日本強征和奴役中國勞工的罪行進行起訴。
在上述情況下，日本政府密令外務省燒毀上述原始檔案材料，以免日后被追究，同時強令知情者不得泄露任何消息。至此，日方不再承認進行過任何調查和形成的材料。
六、日本《外務省報告書》再次問世
盡管日本政府強令燒毀強擄中國勞工的所有調查材料，企圖掩蓋罪行，但歷史事實卻銷毀不了，也隱藏不住。隨著戰后日本友人和旅日愛國華僑尋找死難在日本的中國勞工遺骨活動的開展，這一歷史真相逐漸大白于天下，日本強擄中國勞工的所有調查材料也再次問世。
據東京華僑總會名譽會長，時任副會長的愛國華僑陳焜旺回憶，1950年11月1日，在日華僑在東京淺草的本愿寺舉行中國死難勞工第一次慰靈追悼會。日本外務省一名曾參加調查中國勞工的工作人員通過各種途徑聯系到陳焜旺先生。這位工作人員告訴陳先生，當時外務省要求他們燒毀《外務省報告書》及相關材料時，他覺得這套材料非常珍貴，燒毀了太可惜，因此，他悄悄地保留了三套材料。他從報上得知華僑總會舉辦活動后，想把這套材料送給陳先生。陳先生將這些資料分別放在幾個地方精心保存。由于各方面原因，日本右翼知道這個消息后，企圖偷走材料，但是沒有得逞。其它二套，迄今為止不知下落。
近期，旅日愛國僑領、東京華僑總會名譽會長陳焜旺先生將保存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日本奴役中國赴日勞工原始檔案轉贈抗戰館，使日本這一侵華罪行大白于天下。
七、盡管日本政府和日本企業在檔案中歪曲事實，但是，這些珍貴的檔案用鐵的事實，揭露了日本當年強擄中國勞工的罪行，是任何人不能否定的。在得知我館收藏了這批勞工檔案后，許多當年受害勞工的家屬紛紛打電話向我館咨詢，并表示查找親人姓名的愿望。但是由于這批資料保護的需要，難以提供翻閱查找。為此，我館特將這批檔案資料進行掃描，并將其中的《強擄中國赴日勞工名錄》在我館網站發布，供勞工親屬查詢，并展示給公眾，以此紀念那些遭遇不幸的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