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博物院院藏一共31件古籍善本敦煌寫經卷，其中兩件是維吾爾文寫經卷，年代為唐，為1942年從敦煌收購。其余29件中，8件系北魏至隋寫本，字體為魏碑，包括“佛說三十七晶經”、“大乘涅架經”、“大智度經卷第二十二”、“大知論卷第六十七”、“清凈經”等；1件系隋末唐初“摩訶般若波羅密經卷三十五”。其他為唐至五代寫經，字體為楷書。唐代寫經卷有“妙法蓮華經卷第一”、“第三、第七”、“大般涅檠經卷第二十二”、“第三十九”、“瑜伽師地論卷第十、第十二”、“佛說阿彌陀經”、“大乘無量壽經”、“老子道德經”、“春秋后國語寫本卷”等。唐至五代寫經卷有“大乘人楞伽經”、“說一切有部式經”。這些敦煌文獻，紙張色澤絕大部分為黃色，為先染色后寫經。只是維吾爾文寫經卷紙質像白棉紙色，在書寫前均打條格而書。
　　在這31件經卷中，只有兩件留下了寫經人落款，均為唐代。一件“大乘無量壽經”，其寫經人為“宋良升”。另一件“瑜伽師地論卷第十-二”，卷末落款為“大唐貞觀八年歲在甲午三月三日沙彌一真寫”。這兩個寫經人，顯然前者為俗家人，后者為僧人。僧人寫經屬正常，而俗人寫經，則說明當時抄寫這批敦煌寫經卷已經有很大規模，僧人每日功課已經不能滿足需要，必須到市井中去招募知書之人來完成這項工作，足見唐代寫經在陜甘一帶已經較為盛行。大量的寫經人是不留名字的，因而這兩件注有抄寫人名的經卷就有了獨特價值。
　　這31件敦煌寫經卷，有一部分有收藏者的文字和印記。如南京博物院老院長曾昭燏1957年捐獻的“大般涅槃經卷第二十二”，卷首有朱文方印“高名凱考藏記”和白文“高名凱鑒藏印”。留有序、跋或加蓋印、函最多者，乃第一個撰文研究敦煌學的學者羅振玉(1866—1940年)。如在“老子道德經寫經卷”中，多處蓋有“口口壬戌歲所得敦煌古籍”、“羅振玉”、“臣振玉”印。壬戌歲為1922年，正值中國學者對敦煌學的資料搜集和研究處于走向更加廣闊和深入發展的前夕。再如殘卷“春秋后國語卷”中，有“臣振玉”和“口口壬戌歲所得敦煌古籍”印。以上兩件寫經卷似由一人收藏，1953年由華東文化部撥交南京博物院收藏。
　　另一類收藏者則在題跋中寫下了對文物的評價。在由華東文化部撥交的“大般涅槳經卷第三十九寫經卷”中，題跋云：“全卷十九段共字五百行，大般涅槊經初唐人書，首段廿六行系隋人書二段，以下唐人補書，楷法俱精，筆力能扛鼎，紙如黃玉，發異香，未鈐佛像印記，真希世寶也”。跋文后有兩方“宜堂吳寶偉”和“過客”朱文印。該跋根據抄寫筆跡，對文獻由不同時代人抄寫進行了認鑒，并對于書法功力和紙色、紙質等作了描述，對文獻的價值作了評判，只可惜未留下題跋時間。
　　工商巨子，曾任國家副主席的無錫榮毅仁先生于1964年捐贈的“唐人寫妙法蓮華經”手卷，卷未有朱文方印“五果堂丁珍藏”，題跋云：“至友石春山儼，字莊余，黃梅人也，民國四年選任甘肅鎮戎富縣知事，適敦煌石室之中，因游歷之外國人發現唐人寫經及佛像至多，其完善者均被西人擁載而去，其流落國人之手者，半多殘缺。石君則獲此《妙法蓮華經》以贈予，計藥草喻品、授記品、化城喻品共三品，完全整齊，頗足寶貴，茲特記其顛末以轉贈寶山仁棣珍玩。如小兄張伯烈謹識”。此題跋未留下記題時間。它從文獻的完整性方面對其價值作出了評估。
　　這批經卷中最值得一提的是1953年購自南京貢院松寶齋古玩店的“三彌底部論卷上寫經卷”。卷首有歐陽漸墨書題“三彌底部論卷上”，并鈐“藏園所藏”白文印。卷后題跋蔚為大觀，有羅振玉等五人題跋。此卷為何在眾多寫經卷中獨得重視呢?從題跋中不難看出。
　　羅振玉跋云：“此卷書法精健，雖無年號，然視為天平時所書無疑。丙寅仲冬上虞羅振玉觀于津沽寫齋并題記�！鳖}跋后有“羅振玉”白文印。跋文寫于1926年冬，羅振玉鑒定其為日本天平年間(729—748年)，亦即我國唐代開元、天寶年間的寫經卷。
　　孫嘉扔跋云：“唐人寫經多藏海東，我國學者向有疑詞，自近年敦煌發現大宗古籍，悉出唐賢之手，乃得證明不誣。此卷為芝孫先生尊公少芝前輩得自東瀛者，巨眼通識，不禁令人欽仰向往矣。民國十九年冬津門后學孫嘉扔敬題”。說明這卷經卷是“少芝”從日本帶回祖國的文物。
　　孫恒題于1933年的跋文偏重對書法的評價，但對唐人寫經卷則確認無疑。
　　傳賢跋云：“余藏唐寫經十余卷，于他處見者亦數十卷，多系千篇一律，出自當時專事寫經之書手。惟其中一卷字墨皆精，與此卷酷似，且亦為唐代日本僧請去，流傳至今之法寶。他日尋得，再與此卷合觀，或將另有驚人之發現，亦未可知也。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國慶節傳賢敬觀于待賢館”。他找到旁證，認定此為唐代日僧帶回日本的寫經卷。
　　商衍鎏的題跋則對于文獻的流傳歷史作了進一步考證，跋云：“六合徐彝舟太史(下脫“哲嗣孫麒觀察”六字)，閎博淵懿，于光緒中為日本公使駐節東京。是時日本維新，古籍多散出民間，少芝先生為觀察介弟，隨節東瀛，時助搜討，每有珍本為《古逸叢書》所未收者，故六合徐氏藏書聞海內。此卷唐人寫經，得時尚在敦煌石室未發現之前，殆為日僧至唐歸裝之物，復為少芝先生所得者。書法為隋代氣味，雖一鱗片爪，而頗足寶貴。芝孫兄上承家學，善繼慎守，益可嘉矣。丁亥二月商衍鎏題于金陵”。跋文題于1947年，對文獻收藏者徐芝孫家傳寶物的來龍去脈敘述詳細，徐氏收藏時敦煌藏經洞尚未發現，證明此經卷為唐時直接傳至日本。
　　通過這件寫經卷可以了解，除了多數被列強劫掠流失海外的敦煌藏經洞寫經卷外，尚有極少數唐代以來與我國交流頻繁的國家，如日本、中亞等國，也可能保存有唐代寫經卷。這類文獻類似敦煌寫經卷，但卻并非出自藏經洞。